讲到艺术品拍卖的风险，在过去30年中是收益大于风险，我们不妨把它视为另外一种风险，即交易机会的风险。

过去30年是我们百年不遇的买文物艺术品的最好时机，是非常好的交易机会，如果你在2009年之前没有很好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实际上，就是丧失了一次非常珍贵的交易机会。这种机会在人类历史上应该也不多，因为“文化大革命”这种事情也是太特别了，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没有。那个年代，把所有好的东西，好的艺术品都说成是垃圾，说成是四旧、牛鬼蛇神，说成一分钱不值，这种社会文化价值的扭曲达到了极致。结果，我们用了30年时间，才从不值钱恢复到值钱，乃至特别值钱。

虽然说，在过去30年没买东西是丧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是今天也不是机会全无。我们正在面临另一次机会，那就是目前还有一些海外回流的文物。

其实，流失在国外的很多重要文物，在近十年之内都在陆陆续续地回流，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和投资机会。我们把买到珍贵文物和艺术品的交易机会都看作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十年不遇，二十年不遇，或者百年不遇，那么这样的东西常常出现在艺术品收藏当中，有很多东西的交易机会其实是百年一次。

举一些例子，这些年拍卖中的很多东西是由日本的有邻馆和法国的吉美家族释放出来的。这些东西都跟近百年历史有关，基本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八国联军及后期用庚子赔款，即我们赔给他们的两万万两白银买去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从那时流失海外。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日本有邻馆收藏的《研山铭》，现在被故宫博物院收走了。当时拍卖这件东西时，属于国家优先购买，老百姓不能参与，当时定了3000万，最后花了2999万元。

还有一件——《砥柱铭》，在保利拍卖4个多亿成交了，这也是从有邻馆释放出来了。有邻馆的藤井是给日本政府买文物的，当时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中一部分，他们参与瓜分了中国财产，获得了很大一部分补偿，这笔钱主要用于购买中国艺术品。藤井的爷爷当时负责买。他除了给日本政府买以外，还给自己买了一些，给自己买的都存在有邻馆。这批东西能够在最近十来年回到中国，应该是百年一遇的事情，大概要100年或者是80年才有一次机会重新交易。因此，像这样的东西虽说真假还有争议，但问一句：4个多亿买得值不值呢？太值了！谁还能活100年？错失机会，下回再想买这个东西恐怕就困难了，这就是说交易机会的风险很大，而不是真假的风险，其实买到它的重要性早已经超过了真假的争论。

最近市场里面有很多皇帝印章，包括康熙的、雍正的、乾隆的，都是从法国回来的。为什么从法国回来呢？这是因为当时法军司令的指挥部就设在景山少年宫这个地方。当时没有进故宫掠夺。法军是离故宫最近的司令部，地点在景山，因为当时景山是全市的制高点。法军司令部设在现为少年宫的寿皇殿。寿皇殿是保存已去世皇帝遗物的地方，比如乾隆的印章都在寿皇殿里面。法军司令当时撤出的时候从寿皇殿拿出很多东西，其中就有一些印章，有一些捐给了法国政府，有一些在市场里面卖掉。当时吉美家族在法国很有钱，他们买了很多这种东西，后来陆陆续续把这些东西中一部分捐给法国吉美博物馆，但还有一些东西由他们子女继承，这些继承最终还是流落在市场里，陆陆续续也都被我们的中国买家给买回来了。我们看到里面一些乾隆皇帝的印，开始最贵的是一千多万，2011年在台湾卖已经过亿了。保利卖的一个太上皇帝印是1.6亿元，它们刚开始从法国买回来都是很便宜的，一两百万元买回来的也有。

非常珍贵的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目前正在陆陆续续回流，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收藏机会——目前市场交易机会也主要集中在海外回流这一块，现在再指望买到“文化大革命”中抄家的那批东西已经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