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及之前——陶瓷器纹样是上位者对权力的迷恋

自禹建立夏朝之后,人开始被制度分出不同的等级而享受着不同的权力履行着不同的义务。虽然一开始这种分级来自于大众对个别领袖的崇拜与信任所产生的集体性“放纵”。但是随着领袖产生方式由禅让转变为世袭，那些被“放纵”的对象开始越来越“任性”，而这种“放纵”也开始逐渐变味。

随着世代的传袭，身处高位的领袖，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享受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行使着越来越轻松的义务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野心与傲气。这野心与傲气使得上位者采取一切措施把自己与平民大众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把专制逐步推向了高潮。而至秦王朝的成立，使这种专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这些，都可以从同时期的陶、瓷器纹饰（特殊的形体与刻画的纹样）上得到体现。

夏商周时期，“中国的陶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设计、制作、和商城工艺上已经逐步成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3]而且还出现了由陶器向瓷器过渡的原始瓷器。虽然如此，青铜器的出现却是大大抢了陶器的风头。这也使得人们对于陶器的设计并不倾注太多心血，多为模仿青铜器的造型及部分纹理。若是青铜器不出现，出现在青铜器上的纹饰很可能就出现在陶器上。所以这里以青铜器纹刻（由于材料的不同，造型的流行上可能会有不同）来代替同时期陶器纹样来作为研究对象吧（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所以就尽量简略了）

夏商时期，青铜器由早期的为物质需要服务（这是青铜器起步时的必然）转为主要为祭祀服务。在当时的青铜器上多以各种扭曲，旋转的线面构成各种玄奥怪异的图形簇并常常从整体上以这些图形构成抽象的脸状图形。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神的构想和人们对于神与灵（先祖之灵）的恐惧与尊敬。这种感情是原始时期所遗留并人为（上位者对于青铜器的大量需求）扩大的。

到了商代中后期及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刻则由原先浓厚的宗教玄秘色彩转为秩序化的以道德约束及等级区分为目的的样式。在这一时期青铜器上的纹刻虽然仍多用扭曲旋转的图形，但是在图形的排布组合上显得工整而秩序井然，这与森严的周礼影响有关（规范、工整深入人心）。而各种高贵的神兽图案（如夔、龙、凤等）的大量使用则反映出对“上等”的尊崇，是上位者对自身地位的夸耀与扩大，可说是上位者对自我神化的铺垫。

而以上的现象其目的都指向一处——上位者对自我权力的扩大。神异图形虽然一开始与原始时期对自然、死亡的恐惧有关，但是这却为宗教的形成创造条件，而宗教是上位者操控大众，扩大权力的绝佳手段。至于之后对于秩序与道德的宣传则更容易理解，所宣传的秩序是等级秩序，所宣传的道德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道德（当然也有部分是对善良等美好品质的要求），这样的秩序与道德其结果是人们等级观念的加强以及由此产生的上位者权力的进一步扩大。而对于权力不断扩大的追求是上位者对权力沉迷的第一“症状”。这之后，尤其是到秦王朝时期，上位者对权力沉迷的第二“症状”出现并越来越“严重”。这一症状即上位者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妄想。

在秦汉时期，陶器设计上最显著的发展是陶明器的出现与发展。明器，即冥器的避讳说法。明器多为日常生活有关的模型（如院落，生活用品，家禽，人物等），又以陶俑为显著标志。陶俑中最著名的自然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群。这批兵马俑形态各异且栩栩如生，猜想是以实际军队为“模特”制作的。

这些仿生（这里的“生”近似“活着”的意思）的陶器反映出上位者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他们活着有高人一等的权力和奢侈安逸的享受，可是死亡却可以夺去这一切。他们对未知的死亡充满了恐惧，克服不了的恐惧衍生出自我欺骗和慰藉。他们幻想死亡后不是存在的消散而是存在的转移，死后人就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为了在那个世界中继续享受自己的权力和丰足的物质生活，他们又幻想可以把随葬的物品带去另一个世界。

而同时期建筑用陶的纹饰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上位者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无奈。建筑用陶以画像砖最著名。画像砖“是作为贵族阶层墓主人生前生活情境的一种记录”[4]对于生前生活情境的记录其目的一来是同明器一般想把生前的享受带入死亡世界。二来怕是作为自己存在的证据，想名流千古（考虑到画像砖是用于墓室的建造第二种猜想可能性比较小，但考虑到当时盗墓之风盛行则这种猜想还是有存在的依据）。而这两种猜想无不反映出上位者对于死亡的态度。

所以秦汉及之前，陶、瓷器纹饰反映了上位者对于权力的沉迷的两方面体现，即一方面对于权力不断扩大的追求，一方面又妄想把这种权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 ——即使死亡也不能夺走他们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