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欧洲的油画，大约于15世纪时由荷兰人发明的。主要是用亚麻子油调各颜料，在经过处理的布或板上作画创作，因为油画颜料干后不变色，多种颜色调和不会变得肮脏，画家可以画出丰富、逼真的色彩。

油画比较适合于创作大型、史诗般的巨作。现已成为西方绘画史中的主体绘画方式，现在存世的西方绘画主要是油画作品。而且绝大部分壁画作品也是用油画颜料和创作方式制作的。

油画传入中国后，在如何将“油画民族化”或如何以油画表现“本土文化”的问题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表现中国思想内涵的手法而已。有些人以为，中国文化内涵就是“道”，而中国油画是以油画之器承载中国之道。这种说法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单纯地以为从西方常来油画可以被视为形而下的“器”为和所用。也就是说，语言为承载意识形态的“器”，意识形态为语言所要表达的“道”，在对某种语言不间断模仿的同时，也模仿了语言所承载的思维文化体系。所谓“道与器不相离”的概念。按照中国后期的道器观，如程颢所谈的“器亦道，道亦器”的观念来看，道器两者有不可分离性和相互依附性。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道器观，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由这些观点再来看“油画民族化”问题，我们所面对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油画民族化”（应该称之为本土化）的考虑中，必须意识到当我们企图将油画作为“器”来承载中国文化之道的时候，该“器”已经从很大的程度上将“所言之道”的内涵改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水墨写意表现文人的精神，工笔刻画描绘宫廷的高贵，无论我们怎样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去变化油画，油画也不再可能如同乾隆时期的宫廷油画那样强调对外型的勾勒。当代中国油画所表达的只能是中国的20世纪文化精神。油画永远只是中国的油画，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既不再是西方意义上的油画，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艺术，而是以油画表达了“吾民”在“吾土”的生活经验。随着陶瓷绘画“珐琅彩”的出现，陶瓷油画随即有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到了近现代，随着珠山八友之一的邓碧珊、吴康等老一辈艺术家开拓和创新，陶瓷油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些看年来，景德镇的中青年陶艺家纷纷走进西域、走进大草原、走进陕北、走进农村，创作出了即具民族风情，又反映时代特色的陶瓷油画佳品，使得创作的这类风格，同时具有油画和陶瓷艺术双重属性，更易于被欣赏和接受。将油画和陶瓷油画并列是现代社会文化在融合背景下一个新命题，在此笔者将试浅谈两种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在两种艺术的多层对比中为陶瓷油画探索一种新的创作方向。

油画艺术在中国成就斐然，这是中国当代文化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油画作为外来艺术自立足于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处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之中。而我们的陶瓷油画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不断学习与实践中，结合陶瓷的特性在艺术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陶瓷绘画要求将绘画性、工作性、装饰性进行和谐统一。在陶瓷上作画首先要考虑瓷型和绘画的和谐，这是工艺美术装饰性的要求决定的。陶瓷绘画要充分运用发挥工艺材料的特征之长，这是陶瓷绘画形式的独立性决定。“珠山八友”和景德镇陶瓷艺术家有“青花大王”之称的王步的青花作品，这方面特征的把握都非常到位，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中西创作者所处环境的文化生态差异，导致双方创作精神结构的不同。西方画家的创作是以科学理性和宗教情怀为深层心理背景的，常在具像的图象中表达抽象的主题；而中国画家的创作以感性妙悟和儒道佛哲学为基础，惯于在写实的格调下融入写意的元素，自然，陶瓷油画作为我国瓷都特有的艺术各类，也无可厚非是以中国文化背景为创作之源注入作者对艺术精神的理解与自身的个性来进行创作的。陶瓷油画在我们艺术创作者多年来创作了许多的精品。如吴康和章文超先生在文革时期创作的伟人像系列和样板戏系列。在现代我们年青一代中，我们从事陶瓷油画艺术创作者敢于突破，在传统的基础上采取堆画，在作品上做出了有手感的艺术精品。

陶瓷油画要一技独秀地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必须融合中西，传承古今，拓展视野，不断寻找新的精神营养和创作手段。在空间上，时代要求艺术融汇中西，在时间上，人们要求艺术跟上时代步伐。人类要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艺术也应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我们的陶瓷油画家要在传统的底蕴中拓展有时代品格的艺术，使它具有延续性，深邃性和时代性，必须在多元互补的艺术格局中，寻求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融汇，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的契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个性特征的中国陶瓷油画。与世界艺术潮流保持时代同步的格局与节奏，这是陶瓷油画取得更大成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