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一件《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在香港拍场以2.5266亿港元成交，引得业界内外一片热议。让人们颇感兴趣的，不但是超过了2.5亿的成交价，还有这件清代瓷器的洋彩“身份”。毕竟在人们的印象里，此前只有传世数量极少的元青花和被誉为“官窑中的官窑”的珐琅彩才创造过这般令人咋舌的天价。

  相对于元青花和珐琅彩，洋彩的名字对很多人而言有些陌生。事实上，这种瓷器同样具有自己的传奇经历，并且与珐琅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运用西洋绘画技法

  什么是洋彩？顾名思义，从“洋彩”的“洋”字上，便知其与西洋有关。清代曾为雍正、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的督陶官唐英曾这样表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圆琢白器，五彩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彩”。他还进一步解释：“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

  珐琅是舶来品，明末清初的时候由国外传入，起初是铜胎珐琅。把珐琅料运用到瓷器上，是宫廷匠师的伟大发明。

  洋彩与瓷胎画珐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陶瓷分类上，洋彩属于珐琅彩瓷。清宫珐琅彩瓷分为两类，一类是瓷胎画珐琅，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珐琅彩”。实际上，相关的历史文献从未使用过“珐琅彩”一说，而是使用“瓷胎画珐琅”这个更为科学的称呼；另一类就是运用西洋绘画技法与装饰的瓷胎洋彩。清宫档案《活计档》将瓷胎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同时归入“乾清宫珐琅器皿”，《陈设档》则将瓷胎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同时归入“乾隆款瓷胎”项下，这也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密切。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陶瓷专家吕成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洋彩和瓷胎画珐琅用的彩料都是珐琅料，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瓷胎画珐琅绝大部分是运用传统中国绘画技法进行装饰。雍正朝虽然开始出现了仿西洋绘画的彩瓷，但数量并不多。洋彩主要在乾隆朝流行，图案主要是西洋花卉类，如洋菊、洋莲等，也出现了一些描绘西洋人物的内容。

  可见，想辨认一件瓷器是不是洋彩瓷，需要记住它的两个主要特征，即是否仿西洋绘画技法，以及是否使用珐琅料。

  所饰诗文采用皇帝御制诗

  无论是瓷胎画珐琅，还是瓷胎洋彩，均是盛清宫廷工艺的杰作，深受清高宗乾隆皇帝喜爱。这些昔日深藏于乾清宫，供皇帝赏玩的艺术珍品，传至今日都已极其珍贵稀有。

  不过，洋彩与瓷胎画珐琅虽然都采用珐琅釉，很多时候被混为一谈，但两者之间从制作地点、绘法、纹饰、题词、印章、款式等都有所不同。

  为了令观众更直观感受到洋彩与瓷胎画珐琅的不同，收藏乾隆朝珐琅彩瓷500多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特地举办“华丽彩瓷”特展，除挑出《瓷胎洋彩黄地洋花方瓶》、《瓷胎洋彩黄地蕉叶美人花觚》、《瓷胎洋彩瑞芝洋花蝉纹樽》、《瓷胎洋彩人物胆瓶》等代表性的百余件洋彩展览外，还展出了一批瓷胎画珐琅以进行对照。

  台北故宫的学者研究认为，根据档案与实物，清代督陶官唐英所说的“洋彩”必须符合四个要件：使用西洋明暗光点装饰图案，主要以光点表现圆状物体；花卉叶纹上大多以白料渲染，表现出枝叶的光影明暗，而这种绘法几乎从未使用在瓷胎画珐琅上；人物纹饰明显采用了西洋明暗阴影透视技法；西洋花卉的使用，如洋菊与洋莲等洋花，部分纹饰应用了西洋花草藤蔓纹饰图案设计构图。

  此外，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器的所饰诗文与章印完全不相同，画珐琅以唐宋明诗文为主，洋彩则完全采用乾隆皇帝御制诗以及钤印代表皇帝身份的款记，如“乾隆辰翰”、“惟精惟一”。

  无论是御制诗、还是“惟精惟一”、“乾隆”等款印，都说明了乾隆皇帝对洋彩的重视。台北故宫学者认为，从这些迹象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乾隆皇帝认为洋彩足以代表乾隆盛世的创新工艺。

  观点台：清宫档案无“粉彩”记录

  除了瓷胎画珐琅，还有一个和洋彩联系密切的名称，就是粉彩。关于二者的关系，业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粉彩即洋彩，粉彩是民国以后人们对洋彩的一种误称；有的则认为，洋彩和粉彩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吕成龙告诉记者，“粉彩”的名称在文献中出现很晚，在清代宫廷档案中确实没有“粉彩”之说，“粉彩”这种叫法是清末、民国初年才有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名为粉彩的清代瓷器，它们在清宫档案中是被称为洋彩的。这类彩瓷运用仿西洋技法绘画，使用珐琅彩料。

  不过，并非所有现在归为粉彩的彩瓷都是洋彩。因为在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一批不是仿西洋绘画类的彩瓷，比如清乾隆《粉彩九桃瓶》完全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将这类瓷器归入洋彩就显得不太合适。

  在将于12月初举办的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一对《清道光黄地粉彩花卉五福碗》提前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对来自“放山居”的御制珍品，碗心以红彩绘五只展翅蝙蝠，碗外绘黄地缠枝四季花卉。在介绍它们时，佳士得方面特别提到，“此类作品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名为《洋彩黄地洋花宫碗》”。

  同场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