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在江浙地区崎岖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他并不是当地的农民，他手拿肩背的工具也不是农耕的农具。他总是独自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寻找着什么。他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寻找一种传说中的秘色瓷。这种秘色瓷，相传是唐代时供皇室成员专享的瓷器。它，美轮美奂；它，神秘传奇。它是什么？没有人见过它，更无从知晓它是怎样烧制出来的。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陶瓷专家，陈万里知道，要寻找秘色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它的产地，也就是窑址。瓷的研究，无非是文献考据和考古调查。而对于秘色瓷来说，唯一的文献记载就是唐代诗人的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写道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样的一句“秘色越器”似乎是一语道破天机，对于当时的陈万里，这“秘器”是不是指的就是秘色瓷，如果这样，那么越窑就是这种瓷器的产地，找到了越窑也就能找到秘色瓷。这样的想法似乎天衣无缝。他踏上了实地考察的征途，去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也许，陈万里的想法并没有他想的那样水到渠成。经过他不断地反复调查、对比、走访，考古界渐渐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在浙江的余姚、上虞、慈溪一带，有一“上林湖”，那里，就是越窑的中心窑址。但是在这窑具残片堆成山岭的上林湖内，找不到任何与秘色瓷有关的只言片语。除了破碎窑具，只有这漫山遍野的青瓷碎片。但这并不影响陈万里对中国考古界的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在当时考古界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朦胧时期，时年30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

陈万里在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曾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地“八上龙泉，七下绍兴”发现了青瓷，这成为陶器研究史上一段佳话。《龙泉县志》里记载：“1928年5月，陈万里首次作龙泉窑考古调查。”民国初年，龙泉发生盗掘古窑之风，再次引起人们寻找哥窑的兴趣。在明代的文献中，龙泉就一直被称为哥窑的产地，神秘的哥窑瓷器会不会就隐藏在这里呢？出于探秘的向往，年轻的学者陈万里又开始了他在龙泉的艰苦搜寻。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众多的学养和超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

陈万里的治学，用孔子的话是：行有余力，则以为文。他的文章，也是“行有余”而为之，重实证而少自矜。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遍访南北，特别是中原地区古窑址，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