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器又称“金属胎珐琅器”，其胎料绝大多数是铜，也有少数是金或银，釉料为珐琅。它集金属加工、珐琅料制作、绘画、雕刻、镶嵌、镀金、玻璃熔炼等工艺于一体，古朴典雅，金碧辉煌，精美华贵，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几乎每一件作品都布满寓意吉祥的纹饰。

据有关资料记载，珐琅器最早出现于公元6世纪的西亚地区，元代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西征时，从西亚俘虏了大批善做各种工艺品的能工巧匠，专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日用品，其中就有制作珐琅器的高手。从此以后，珐琅器工艺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可惜元代生产的珐琅器留传之今的并不多，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兽耳三环樽、勾莲鼎式炉、缠枝莲象耳炉等可能是元代晚期的作品。

珐琅器在传入中国之初，被称作“大食窑器”、“鬼国窑器”、“佛郎嵌”等。明朝初年曹昭所著《格古要论》就这样描述珐琅器：“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进口珐琅器)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玩也，又谓之‘鬼国窑’。”可能是因为珐琅器过于华丽，不够清雅，所以曹昭认为只适合妇人在闺阁中使用，未将其列入文房清玩之内。当然，这只是曹昭个人的观点，事实上随着珐琅器制作水平的逐步提高，珐琅器的造型和纹饰越来越艺术化和吉祥化，不仅深受文人和士大夫的喜爱，连明清两代不少皇帝也为之着迷。

学术界普遍认为，明代宣德年间是中国珐琅器制作的一个高峰期。宣德皇帝朱瞻基酷爱艺术，非常迷恋冶铜艺术。宣德三年(1428年)，他命工匠将暹罗国(泰国)进贡的一批“风磨铜”，外加金、银、锡、宝石等30多种贵重原料，铸造了三千只异常精美的香炉，被后人称为“宣德炉”。宣德皇帝对珐琅器也格外钟爱，他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选用最好的材料制作掐丝珐琅。

所谓掐丝珐琅，就是在金属胎(主要是铜胎)上，用柔软的金属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釉料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宣德年间制作的掐丝珐琅留传至今的较多，胎料除了铜以外甚至还有金。这一时期的器型也很多，有瓶、盘、碗、炉、鼎、圆盒、香熏等，珐琅釉色多为天蓝(淡蓝)、宝石蓝(青金石色)、浅绿、深绿、鸡血红、砗磲白和黄色等。吉祥纹饰多为蕉叶、饕餮、狮子戏球、西番莲和大明莲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番莲大碗掐丝珐琅，花形馆满，色彩鲜艳，釉质坚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到了景泰年间，掐丝珐琅工艺得到更大的发展。景泰皇帝朱祁钰是宣德皇帝的儿子，他对珐琅器的热爱比起其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廷内的御用监专门设立了制作珐琅器的作坊，以上好的紫铜为胎，将纯天然名贵矿石研磨成粉，再与进口调和剂混合制成珐琅釉。成品胎体厚实，打制均匀，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釉面肥厚，色泽晶莹，其精致和完美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景泰掐丝珐琅的釉色在宣德多种颜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玫瑰紫、葡萄紫、翠蓝等，由于多以鲜艳明亮的二蓝(湖蓝)为主色调，以至于后世干脆将铜胎掐丝珐琅称为“景泰蓝”。

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各种御用器物的制作越来越精美。康熙三十年(1691年)，宫廷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已多达几百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造办处开始设“作”来制造各种工艺品，“珐琅作”就是其中之一。康熙年间制作了大量珐琅器，除了宫廷日常所用的碗、盘、瓶、壶、杯、罐、炉、尊等之外，连扳指、帐钩、桌椅、屏风、佛塔等也用珐琅器制作，但康熙时期掐丝珐琅的制作水平较之明朝并无太大发展。

到了乾隆时期，掐丝珐琅的制作由于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动为之一新。宫廷造办处专门从广州招来珐琅艺人梁绍文，又邀请扬州艺人王世雄进宫制作珐琅器，对制作工艺加以改进。这个时期所用胎料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金胎金丝，中等者银胎银丝，下等者铜胎铜丝，而且胎体也比以往敲打得更加轻薄。并开始用手摇压丝机加工金属丝，使掐丝用的丝料更加均细精美。在釉料制作方面，由于粉碎技术的提高，把釉料研磨得更细，使成品的砂眼大大减少。有的釉料中还加入金粉、银粉，使釉色显得金碧辉煌。另外，乾隆时期的镀金技术也远胜明代，金水虽然不厚，但十分莹亮。

乾隆时期掐丝珐琅的着色以黄、白二色最常见，白是砗磲白，黄是一种干黄，而后期的黄发绿或发红。虽然没有大面积的蓝色，人们仍把这些掐丝珐琅称为“景泰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