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店的产生和发展，在明清二代，基本上是随着官窖的需要而衍生的。他们为官窑加工彩绘瓷器，就是严禁私下复制生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红店的业务范围也受到了限制。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作为清王朝象征皇权的御窑厂关门红店的规模和业务范围反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这是因为原属官窑的陶瓷彩绘工匠也纷纷开起了红店，丰要以生产、复制明清贡瓷的仿古瓷：这就是史料中称之为“旧同式红店”

那么，既有“旧式红店”，那必定也有“新式红店”了？民国时期有个叫向焯的记者在《景德镇陶业纪事》中，有这么一段记述：“红店为完成瓷器之工场，镇中不下四五百家，名为红店。初无工场形式，不过一家工业而已。镇上居民，但便粗谙彩绘，购入白胎，数十元即可工作，而阖家之人，皆可以是为业，或乳拌、或填彩，妇孺老幼，各可尽其一部分之力焉。所制瓷器，或琢或圆，或小古、或佛象，各占其数与士不广同。所雇彩工，多属匠派，艺术初无可观。”其后又说：“镇中红店多属旧派，近有瓷业公司，及新式红店数家，从事改良，花样新奇，成绩昭著。至于旧点则有数十年前之花色，至今如故者。此等店居，尚属多数，

看来还是旧式红店多，而新式红店少。但是新式红店的生命力是十分强盛的。向焯所说的新式红店，就是文人派绘瓷画家的画室。一九二0至一九三0年前后较有名的景德镇绘瓷艺人如王琦、王大凡、汪大沧、张志汤毕伯涛等人。他们都是自设画室接写瓷器的。例如王琦的匋匋斋，王大凡的希平草庐，刘雨岑的饮冰斋，程意亭的佩古斋，汪野亭的平山草堂，田鹤仙的古石斋，张志汤的亦匋斋和徐仲南的栖碧山馆等等。这些新式红店大多聚集在景德镇的珠山附近，一九二八年王琦等十人组成了“月圆会”，后人雅称“珠山八友”；珠山八友是新式红店的杰出代表，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珠山八友开始，三十年以后，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影响，景德镇瓷器销路受阻，窑业处于萎缩状态，红店逐次减少，彩瓷产量下降。一九一九年向焯说“红店镇中不下四、五百家”，到一九四八年的江西省政府统计处《景德镇瓷业调查报告》说“目前（民国三十六年）彩瓷红店登记有二五二家，未登记者尚有一百余家。战前有七百余家，相形之下颇为衰落。但不管怎么说，红店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毕竟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要不，为什么许多卓有影响的瓷画艺术家，都自称为“红店佬”出身呢。在清代，尤其是在清末民国初年，许多客居景德镇的文人画家，都转事陶瓷彩绘，如四川的周小松，安徽的汪晓棠、王少维等等。他们的画室有一个特别的标记，他们临街的画室中的木制床棂图案上，往往有冰棱纹，这就标明他们是秀才出身的文人，所谓“寒窗读书，陋室作画o"以比兴的手法，表明他们的出身和资质。

如果说红店人以图案的纹饰寄寓了自己的境遇，那更多的红店人却以另一种物化的形式表明自己的价值观。曾在红店街的照壁上看到的是一个仿铜钱纹的大造型，上面分上下左右镌刻了四个字，是“隹、五、矢、疋”。这四个字都借用了铜钱中间的方孔，连起来就是“唯吾知足”四个字。这不正体现了他们对金钱“唯吾知足”的价值观和豁达明世的生活理念吗？